位于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，不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，也是国家用于进行政治、外交、文化等活动的重要场所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堪称国家中枢的机构，却在1966年发生了一起枪击案，之后更是在国内卷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……
1966年2月初的一天，十六岁的少年李迪明正在家里写作业，突然听到了非常急促的敲门声。来人似乎有些急迫，门敲得又快又重，连门板都和门框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
李迪明心下狐疑，带着防备缓缓把门打开，只见门外站着几个大汉，为首那人方脸大眼、相貌堂堂，虽然长得不怒自威，但看起来不像坏人。大汉第一眼见着他人，就开门见山问道：“这个月2号那天，你该不会是在房顶上打麻雀？”
大汉见李迪明抵触起来，放松表情问他：“小同志你不要慌，我们是市局专案组的，想请你配合调查一桩案子。你2号那天有没有在房顶上打麻雀？”
李迪明见对方亮明身份，就没有再怀疑，点了点头说：“我那天确实去屋顶打麻雀了，不过没打到。”
“我爸的枪。”李迪明说着，走回屋里取出父亲李达的那杆步枪，递给眼前的大汉。
大汉身后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接过这杆步枪，先检查保险，又看了看枪的口径，冲大汉点点头：“是这个型号，口径也一致。”
年轻人汇报完之后，大汉扭头看向少年李迪明，说：“小同志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们应该你配合下调查，你的家里人我们也会通知到。”
对于专案组的调查，李迪明表现得非常配合，不过调查完之后专案组并没有放他走，而是在把他晾了一会儿之后，又回来就步枪打鸟这件事狠狠教育了他一顿，最后告诉他：周总理要他写一份检讨。
“嗯？”李迪明更茫然了，先前专案组对他的教育已经让他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件事能惊动周总理。毕竟就是打个鸟，还没打中，这动静是不是闹得有点太大了？
时间还要调回到2月2日。那天上午9时左右，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正在办公室里工作。在持续工作了一个多小时之后，略感疲惫的于桑伸了个懒腰，活动着有些僵硬的身体。
最初听筒里传来的内容只是让于桑微微坐直了身体，但当听筒中传来一栋建筑物的名字时，于桑骤然瞪圆了眼睛，连心跳都慢了半拍。
身为公安部副部长、北京市警察局局长的于桑，很清楚人民大会堂每日的工作安排。转眼他就想到这一段时间点上，周总理应该正在人民大会党中宴请外宾，如果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枪击案……
于桑不敢再往下想，忙叫上司机驱车来到大会堂。警局和大会堂的距离不算远，但车开出去还不到一半路，于桑就已经出了好几次冷汗，只感觉整根脊柱都发毛。
吉普车在人民大会堂前停下，还没停稳时于桑就已经跳下车，几乎是小跑着进入人民大会堂。大会堂门口早就有工作人员在等着他，引着他到案发现场。
现场在大会堂二楼北侧，一扇双层玻璃窗上出现了两个弹孔，弹头在打穿第二层玻璃时完全失去动能，原本应当卡在玻璃上，但现在不知为何掉落在两层玻璃之间。
“我没事。”原本正在宴请外宾的周总理，这时也刚处理好一应事务赶过来，对于桑说：“这是人民大会堂第一次遭到枪击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一定要尽快查出结果！”
离开人民大会堂的于桑马上组织起公安部、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及其他有关部门，挑选其中的精英人员和专家组成专案组，随后于桑带着专案组再次前往大会堂调查现场。调集人手于桑只花了三个小时，而且在之前离开大会堂时，他已经着令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把大会堂的案发现场封锁起来，以免遭到破坏。
专案组成员首先对现场进行勘察，发现窗户内侧地面上有少量玻璃碎屑，且都散布在近墙根的位置，经对比发现这些玻璃碎屑和窗户上的双层玻璃是同一种材质，而碎屑散落的位置靠近墙根，说明碎屑并没有受到太多弹头的动能冲击，应该是在结构失去稳定性之后，因为重力作用而自然脱落的。
这也就说明弹头在打穿第二层玻璃之后很可能失去所有动能，被卡在玻璃上，随着玻璃碎屑的脱落，弹头失去支撑后掉落到两层玻璃之间，而现场弹头掉落的位置也证明了这种猜测。
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专案组成员拆下内侧玻璃取出弹头，弹头有轻微变形，但不难观察出这是5.6毫米的步枪弹，属于小口弹药。之后，专案组成员又装回玻璃，将两个弹孔连成一条线并向远处延伸，确认射击方向是大会堂北面的长安街。
接下来专案组的成员就前往长安街调查，在与当时驻守长安街的每个警卫复盘过之后，发现所有警卫人员一致表示当天没听到任何枪声。也就是说，嫌疑人并非在露天环境中射击。
专案组的成员开辟了新思路，随即对那天上午所有经过长安街的小型车辆进行排查，但排查没再次出现理想的结果，既没再次出现会停留的可疑车辆，也没有载有武器的车辆经过。
所有人都认为可能是排查范围有些局限，就把当天经过长安街的车辆都排查了一边，发现确实有一辆军用卡车满载各种经过，但人家车上放的只有，没有弹药。
而且在观察过所有经过的车辆之后，专案组的人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感到很无奈的问题：
小型车辆虽然有良好的避震设计和更方便射击的车内环境，但小车车内高度普遍较矮，从小车击人民大会堂，打中以后形成的两个弹孔中，内侧玻璃弹孔必然比外侧高上些许，这不符合现场发现的弹孔状态；
大型车辆虽然拥有更高的角度和更好的视野，然而大型车辆自身避震不足的缺点却没办法保证射击精度，能在长安街高速行驶的大型车辆上打中人民大会堂二楼一个窗口，是只有那些传奇小说中才会出现的事。
办公室里烟雾缭绕，于桑的眉头紧紧拧在一起，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都在哗啦哗啦翻材料，有些翻苏联传过来的弹道学教材，有些翻从现场收集来的材料，还有些翻调查中总结出的笔录。
正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时，一个年轻人举起了手：“我想，我们或许要重新分析弹道是怎么形成的……”
“嗯？”于桑挑了挑眉毛，看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。这年轻人叫陈建华，40年出生，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。虽然经验没老刑警们那么丰富，但胜在人机灵，遇到事脑子转得快。于桑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才在一群专精理论的人选中挑了他。在于桑这种老革命的眼里，理论那也要能为现实服务才有价值。
陈建华一开始有些拘谨，但得了许可也就放开了：“可能我们从一开始的分析上就走入误区了。我刚才重新对比了两块玻璃上的弹孔，发现它们并不在一条水平的线上。而且结合我们现有的情报，再考虑到5.6mm步枪弹的直径比较小，携带的动能也有限，所以弹头在击穿第一块玻璃之后应该损失了大量动能，或者说在飞行的过程中就失去了大量动能，这才在第二块玻璃形成嵌顿和脱落的情况。只有远距离射击才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。”
“就是子弹飞得太远，到玻璃跟前没多少劲儿了，打穿第一面玻璃后只剩下钉在第二面玻璃上的劲儿。”陈建华想了想，以更通俗的方法解释自己的观点。
“可是，咱们还没有分析弹道和射击距离的技术啊。”有专案组的成员没反应过来。
“没有技术？枪有没有？玻璃有没有？给我试，一枪一枪地试。”于桑大手一挥。
2月5日上午，于桑不知道从哪搞了两卡车跟现场玻璃完全相同的玻璃，又带了射手和一堆去西山靶场，把玻璃按照大会堂玻璃的规格架好，从一百米距离开始一次一次试，一次不对就加十米。射手打了一天的玻璃，最终确定形成两个同样弹孔的射击距离是400米左右。
随后专案组成员对照了两面玻璃的相对距离和位置，确定了射击地点应该是人民大会堂北400米开外，不足450米的距离。在走访调查过之后，找到了射击发生的大宅院，这才有了开篇少年李迪明协助调查的一幕。
最终结果出来之后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除了一个人——周总理。在这次意外中，他深深察觉到管理不严格会造成的危险后果，这次确实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子弹只打穿了两面玻璃，甚至还没能完全穿透第二面玻璃。但下次呢？如果步枪口径更大呢？弹药动能更强呢？射击距离更近呢？有人刚好站在窗口呢？
这种事情里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，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会造成无法预估的损失。因此，在周总理的高瞻远瞩下，国家于那次枪击案结案之后出台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试行办法》，在全国范围内收缴所有个人持有的。到了1981年4月，这份《试行办法》得到加强完善，形成了最初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法》，规定在当年国庆节正式推行。而1996年的国庆节，我们又正式实施了《管理法》，完全彰显了国家在管理上的力度与决心。在这几十年间，个人所持有的被尽数收缴，中国一跃变成全球上最安全的国家。
别的不提，对那群反动分裂分子来说，他们口中的国家那么好，民族那么优秀，社会那么和谐，但他们敢在那些国家走夜路吗？敢把人身安全完全交给警察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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