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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余艺术家历任女友神秘消失血腥画作暗藏谋杀线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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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这位号称“运河杀手”(The Canal Murderer)的利物浦木匠,将历任女友分尸后扔进欧洲各国的运河,之后又将这些惊悚的杀戮细节,翔实地记录在自己的“艺术作品”里……

  1990 年5月3日,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,一位运河潜水员(负责打捞、清障和维修的人员)在威斯特辛格尔运河(Westersingel Canal)里,发现了一只装着人类躯干的灰色旅行袋。

  所有残尸拼接起来,组成一具年轻女性被肢解的尸体,但没有头部和手足。在那个年代,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无法获取死者的面目特征、牙医记录和指纹,也就是说,警方没有一点方法,来判断女尸的身份。

  几乎与此同时,一个来自美国的家庭,正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,焦急地寻找他们失联的家人:

  梅丽莎·霍尔斯特德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代顿 (Dayton),父亲是名牙医,梅丽莎的父母在她少女时代离了婚,高中肄业后,梅丽莎在当地一家餐馆做女招待。

  然而,容颜和身段都美得惊人的梅丽莎,注定不会长久默默无闻,18岁那年,她被纽约的

  她的朋友形容她有头脑、不轻易相信别人,但一旦信赖就会忠贞不渝。她的哥哥杰克则形容她坦率、勇敢、富于冒险精神。出身美国中西部小城的梅丽莎,有着波西米亚式的自由气质,经常独自一人辗转于欧洲各国,和家人的联系也不那么频繁。

  1980年代中期,梅丽莎搬到了伦敦,并转型为一名自由摄影师。1986年,梅丽莎参加了一个艺术展,因此结识了为展览做展具的木匠,

  约翰·斯威尼1956 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,但他的大部分童年,都和母亲在兰开夏郡的斯凯尔默斯代尔 (Skelmersdale)度过,斯凯尔默斯代尔是一个新兴矿区,大部分居民也都是斯威尼家这样的蓝领家庭。

  少年时代起,约翰·斯威尼就对艺术相当热爱,希望去大学学习美术,但还是迫于家庭压力,选择了一份“实用”的职业,前往当地技校学习细木工。

  20岁那年,约翰·斯威尼和一个名叫安妮·布拉姆利 (Anne Bramley)的当地女子结婚,并育有两个孩子。

  虐待。两人曾于1979年离婚,两年后,安妮试图“再给孩子的父亲一次机会”,两人短暂复婚。

  1982 年,安妮和约翰·斯威尼再度离婚。离婚之后,约翰·斯威尼依旧对她纠缠不休,一次回家时,藏身在衣柜里的约翰·斯威尼,突然拿着斧子跳了出来,说要“给她一个惊喜”,幸亏安妮很快逃了出去,随即去警察局报案。

  1980 年代中期,约翰·斯威尼搬到了伦敦,在那里他结识了梅丽莎,两人很快成双入对,在梅丽莎位于切尔西(伦敦时尚艺术区)的公寓里同居。

  然而,热恋的甜蜜很快就变了味道,两人在伦敦同居期间,梅丽莎的姐姐查恩斯(Chance)曾去探望妹妹,她对妹妹的这位男友印象很不好,怀疑他经常殴打梅丽莎(梅丽莎的身上有淤青)。

  在这之后,约翰·斯威尼曾两次因为“袭击”梅丽莎被捕,两次都被罚款5磅,并被伦敦警方要求“别再闹事”。

  1988年,梅丽莎的工作签证到期,她本该有机会从这段危险的关系中脱身,可惜她没有。她和约翰·斯威尼一起,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。

  两人的关系又持续了几个月,梅丽莎终于提出了分手,出乎意料的是,约翰·斯威尼很爽快地答应了,似乎也没有纠缠。几天之后,他借口取走自己的东西,来到梅丽莎的公寓,梅丽莎刚让他进门,约翰·斯威尼立即举起藏在身后的榔头,狠狠地击打梅丽莎的头部。

  幸运的是,梅丽莎挣扎期间,得以向附近的一个朋友呼救,那一位朋友报了警。奥地利警方逮捕了约翰·斯威尼,判处他6个月监禁。

  判刑之后,约翰·斯威尼将被遣送回英国,然而梅丽莎却向法官求情。梅丽莎的家人一直对她和约翰·斯威尼的关系感到担忧,梅丽莎的姐姐查恩斯问她是不是疯了,但梅丽莎说约翰·斯威尼“哭着乞求自己,并保证之后会不再纠缠”,约翰·斯威尼最终被释放了。

  在这之后,梅丽莎前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(1989年初),没过多久,约翰·斯威尼也尾随而至,住在梅丽莎紧邻的一所公寓里,两人又开始了那种充满着暴风骤雨、分分合合的关系。

  梅丽莎的哥哥杰克·霍尔斯特德回忆,他曾经为此和妹妹在电话中大吵一架,他愤怒地质问梅丽莎:

  梅丽莎一言不发地挂了电话,时至今日,杰克仍然为此感到内疚和懊悔,这是兄妹俩最后一次通话。

  梅丽莎并非对自己的危险处境浑然不觉,她曾郑重地告诉姐姐:“听着,如果有一天我失踪了,那一定是约翰·斯威尼干的。”

  梅丽莎还曾打电话向父亲求助(电话留言),说有人对她纠缠不休,希望能借一点钱让她回家,然而当她的父亲再度想和女儿联系的时候,电话却无人接听。

  1989年11月,梅丽莎打电话向母亲祝贺生日(也是电话留言),这是她最后一次和家人联系。

  1990年4月,梅丽莎的房东发现她失踪了。这位房东此前一直在度假,因为梅丽莎预交了房租,所以等到度假归来才发现异样。

  梅丽莎的父亲也雇佣了一位荷兰当地的调查员,寻找女儿的踪迹,然而无论是阿姆斯特丹警方、还是那位调查人员,全都一无所获。

  根据荷兰警方后来对案件的复原,他们都以为约翰·斯威尼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里杀死了梅丽莎,将她分尸之后,用防水布包好尸体,放在旅行带里,并带到了鹿特丹进行抛尸。

  所以阿姆斯特丹警方和调查人员,全都“找错了地方”,于是阿姆斯特丹多了一位生死不明的失踪女子,鹿特丹的运河里出现了一具无人认领的残尸。

  梅丽莎的哥哥杰克至今也想不通,为什么才貌双全的妹妹,会对这么一个各方面都不如她、还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男人“不离不弃”。

  伦敦警方的理论是,约翰·斯威尼用药物(毒品)控制了梅丽莎,但梅丽莎的家人在她阿姆斯特丹的公寓里,却没找到任何毒品。

  梅丽莎和约翰·斯威尼之间,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,如今已无从知晓,但我们也许可以在约翰·斯威尼下一位受害者身上,窥见他一系列的操纵人心的手段。

  因为在荷兰没有案底,将梅丽莎抛尸之后,约翰·斯威尼顺利出境。他于1990年圣诞节前后回到英国,来到了北伦敦西区的卡姆登镇 (Camden Town)。

  卡姆登毗邻摄政运河 (Regent’s Canal) ,以市集闻名于世,这里是另类文化的圣地,充斥着小众时装店、古玩店、非主流俱乐部和老派酒馆,深受游客、青少年和朋克族的青睐。

  在卡姆登著名的霍利武器酒吧(Hawley Arms Pub),约翰·斯威尼遇到了他的下一位受害者,

  迪莉娅·巴尔莫是一名护士,当时41 岁,出生于澳大利亚,在定居伦敦之前,她曾在以色列和美国生活过。

  1991 年春天的一天,迪莉娅正在霍利武器酒吧摆弄着点唱机,这时她觉察到,有个男人正用一种有点令人不安的目光盯着自己,那是一个比迪莉娅小几岁的男人,有一种波西米亚气质和异国情调,之后那人走了过来,问迪莉娅能不能请她喝一杯。

  迪莉娅事后回忆说,“我想他是闻到了我的‘气味’,可以让他捕获的气味”。但在当时,有点孤独又有点无聊的莉迪亚,并没意识到这一点,她和这个名叫约翰·斯威尼的男人相谈甚欢。

  约翰·斯威尼告诉迪莉娅,自己之前在德国从事建筑工作,还曾去过好几个欧洲国家,这让热爱旅行的迪莉娅觉得很投缘。

  迪莉娅回忆说,约翰·斯威尼看起来人很好,说话时经常结结巴巴的,显得腼腆羞涩,总而言之,是个貌似温良无害、和暴力毫不沾边的男人。

  在霍利武器酒吧结识后,约翰·斯威尼很快给迪莉娅送去了鲜花,之后又殷勤地给打来电话,说要帮她修理之前聊天时提到的那扇不太牢固的窗户。

  第一次去迪莉娅的公寓,除了修好了窗户,约翰·斯威尼还为她做了一张边桌。不久之后,约翰·斯威尼又亲自设计和制作了一张最新款的实木床,这是迪莉娅向往已久却根本买不起的东西。

  无论是梅丽莎还是迪莉娅,约翰·斯威尼都会根据对方的特点,打造出一个与之契合的人设。当这些女性为两人的“合拍”而好感顿生的时候,却不知道这只是约翰·斯威尼精心设立的假象。

  和梅丽莎相遇时,他是一个迫于家庭压力而“壮志未酬”的蓝领文艺青年,在迪莉娅这里,他则摇身一变成了和她有共同爱好(旅行)、心灵手巧有内秀的居家靠谱暖男。

  如果对比约翰·斯威尼和不同女友在一起时的照片,你甚至很难识别出这是一个人。

  约翰·斯威尼很快就搬进了迪莉娅的公寓,并向仍有疑虑的新女友信誓旦旦地保证,自己绝不会“惹麻烦”。

  但他的行为却越来越咄咄逼人,控制欲也慢慢变得强,开始的时候,是不停地电话查岗,之后是限制迪莉娅和其他朋友社交,如果迪莉娅没有听从,约翰·斯威尼就会恶意破坏迪莉娅的财物和偷钱。

  迪莉娅回忆说:“细微的变化慢慢发生,我知道应该是啥地方出了问题,但我太软弱也太愿意信任他了,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。”

  温柔、共情和体谅,是恋爱中的伴侣赋予彼此的最珍贵的情绪价值之一,约翰·斯威尼却恰恰将这么多东西,作为自己能利用的“弱点”,在情感上和精神上操纵对方。

  有次两人一起去德国旅行,约翰·斯威尼恶毒地殴打了一个当地人,迪莉娅意识到,自己不能再留在这个人的身边了。

  约翰·斯威尼这次也答应得很爽快,似乎好聚好散地离开了,但迪莉娅似乎察觉到,他绝不会这样善罢甘休,约翰·斯威尼一走,她立即给大门换了锁。

  然而几天后的深夜,约翰·斯威尼从浴室的窗户闯了进来,将迪莉娅绑在床上,用枪指着她的头,反复恐吓、和毒打她,并威胁说如果她发出一声尖叫,就用菜刀割掉她的舌头。

  迪莉娅记得,约翰·斯威尼那双总是含笑的眼中,突然投射出魔鬼般锐利的冷光,似乎能够洞悉自己一切的想法,接着他举起一张旧照片问:“和你在一起的那个男的是谁?”

  那是一张多年的旧照,是迪莉娅和一位女性朋友,和其他两个偶遇的男孩一起拍的纪念照,迪莉娅甚至记不起他们的名字。

  接着,约翰·斯威尼又拿出了一只烟盒,这是迪莉娅很早以前的一位前男友送给她的,烟盒上刻着前男友的名字。

  迪莉娅把所有的旧物,都放在一个大盒子里,她自己都几乎忘了它们的存在,很显然,不了解什么时候,约翰·斯威尼早已背着她偷偷“检查”过了。

  迪莉娅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慌,甚至不敢地让自己的心脏跳得那么响,因为单单是怦然的心跳声,都有几率会成为约翰·斯威尼愤怒的导火线。这样荒唐的“出轨诘问”持续了很久,约翰·斯威尼似乎暂时满意了,他在屋中踱了几步,突然咆哮道:

  “梅丽莎在我们阿姆斯特丹的那间房间里,还有两个德国人。我把他们都杀了,我在尸体旁坐了三天。第三天,我把他们的尸体切开,装进袋子里,然后扔进了运河。”

  整整两天之后,约翰·斯威尼才放开了迪莉娅,并向她“道歉”和“保证”自己不会“再犯”,之后扬长而去。

  迪莉娅立即报了警,警方逮捕了约翰·斯威尼,但很快,他就因为“认错态度良好”而被保释了(保释条件是他要承诺远离自己的前女友)。

  她还告诉警方,自己在浴室的夹板后面,发现约翰·斯威尼藏在那里的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绿色帆布袋,里面放着胶带、绳子、胶皮手套、大张防水塑料布、一把锯子和一套干净的换洗衣服——这是一个为她量身定制的“分尸工具包”。

  然而,警方却并未对此产生警觉,他们都觉得这是身为木匠的约翰·斯威尼的“正常”装备,他们也没把约翰·斯威尼之前的那番杀人自白当回事,只是轻飘飘地向迪莉娅保证,约翰·斯威尼不会违反保释条件,随后也没有对她进行任何形式的人身保护。

  1994年12月22日深夜(距离约翰·斯威尼被保释只有几个小时),迪莉娅下班之后,独自回家过圣诞假期。她记得那是一年之中最黑暗、最寒冷的夜晚,街上空无一人,周围死一般的寂静。迪莉娅推着自行车走进公寓,正要上楼梯时,约翰·斯威尼突然现身,他脸上挂着阴冷的笑容,手上拿着一把斧头,腰间还有一把尖刀:

  就在楼道里的水泥台阶上,约翰·斯威尼疯狂地攻击迪莉娅,迪莉娅记得,她最后看见的是自己被砍下的小手指飞向空中,之后便失去了知觉。

  若干年后,警方在约翰·斯威尼的“艺术作品”中,发现了一幅题为《头皮猎人》(The Scalphunter)的画(“头皮猎人”也成了他的另一个绰号),画上是一把鲜血淋漓的斧头、一段被砍下的小手指和一张长着金发(迪莉娅的发色)、被剥下的头皮——毫无疑问,这是约翰·斯威尼原本为迪莉娅准备的结局。

  所幸迪莉娅的惨叫声,惊动了她的一个邻居(确切地说是邻居的儿子),这位小伙子不仅有着见义勇为的侠义心肠,而且武力值爆表,他用一根棒球棍揍得约翰·斯威尼落荒而逃。

  迪莉娅的肺部被刺穿,胸部、大腿和手臂上遍布着严重的刺伤,永远地失去了小手指,她在重症病房命悬一线,几天之后才苏醒过来。

  然而大难不死的迪莉娅并不开心,她回忆说,“对我而言,迪莉娅已经死在了那个冰冷的水泥台阶上,我已经不在乎了,我不想活在愤怒(警方不作为)和痛苦中,不想活在这个千疮百孔的身体里——他希望我在痛苦中死去,他已经实现了他的愿望。无论是精神上、还是身体上,我的余生都将在痛苦中度过,直至死亡。”

  在这之后整整六年,虽然因为袭击迪莉娅被全国通缉,但约翰·斯威尼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,没有让警方找到任何蛛丝马迹。

  警方推测,约翰·斯威尼一直辗转于英国和欧洲各地的建筑工地,因为他是个木匠,所以很容易在工地上找到工作。

  这样的工作通常支付现金,雇主也不太认真查验工人(很多是偷渡客)的身份,约翰·斯威尼又谨慎地使用不相同的化名,避开使用实名制手机和社会化媒体,还注意避开任何摄像头,就这样,他竟得以整整六年逍遥法外。

  然而像约翰·斯威尼这样兼具自恋、残暴和厌女的罪犯,是无法停止伤害女性的。

  2001年2月19日,两个在伦敦摄政运河上钓鱼的小男孩,钓到了一只渗出鲜血的旅行袋,里面放着几块砖头,还有一块用塑料防水布包裹起来的残尸。

  伦敦警方立即前往摄政运河进行打捞,最终他们发现了6只类似的旅行袋,里面装着10块被切碎的尸体,和10年前鹿特丹那具至今无人认领的女尸一样,没有头部也没有手足。

  然而和10年前不同的是,警方很快通过DNA检测确定了女尸的身份:死者是31岁的保拉·菲尔兹(Paula Fields),她从2000年12月起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。

  保拉·菲尔兹是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,出生于利物浦附近一个小镇,家中有11个孩子,她是最小的那个,9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。

  当保拉有了自己的孩子,她认为能在伦敦过上更好的生活,于是带着孩子搬到了伦敦。然而世间不如意事常有八九,保拉的生活似乎并没多少起色,2000年5月,保拉染上了毒瘾,为了购买毒品,她开始在街头接客。

  因为吸毒的原因,保拉开始和家人变得疏远,在她孤独又脆弱的当口,保拉结识了一个名叫乔·卡罗(Joe Carroll)的利物浦老乡,两人很快开始交往。而保拉在2000年12月失踪之后,乔·卡罗也随之没了踪影。

  然而,警方在数据库里,却找不到关于乔·卡罗的任何信息,这是一个查无此人的假身份。警方又比照了DNA,发现这位乔·卡罗和另一位名叫安东·斯威尼的人是亲兄弟,乔·卡罗就是被警方通缉6年之久的约翰·斯威尼。

  和以往案子不同的是,保拉在失踪时,还没有试图离开约翰·斯威尼,约翰·斯威尼刚刚和保拉交往不久,还没有好好“享受”折磨保拉的过程,是什么原因让他提前动了手呢?

  一种说法是,保拉发现了约翰·斯威尼的实际身份。保拉的一位邻居作证说,2000 年12月13日晚上,他曾在凌晨时分听到一个男人尖声否认:“不!不!不是!”而两天后,保拉就失踪了。

  另一种说法是,保拉毒瘾发作时,经常偷拿走约翰·斯威尼的财物卖钱,有时还让毒贩来找约翰·斯威尼为自己的毒品付账。这些行为极大地激怒了约翰·斯威尼,让他提前“厌倦”了,想要“干脆利落”地摆脱保拉。

  根据线人提供的信息,警方很快找到了约翰·斯威尼居住的公寓,他仍然住在伦敦,根本就没有逃亡的打算。

  警方在他的公寓里,发现了一把砍刀(上面没有保拉的血迹)、一大捆绳索、一把上膛的手枪、两把霰弹枪和弹药。除此之外,还有300多幅画作和诗歌。

  至此,保拉的谋杀案和迪莉娅的杀人未遂案两案合一,苏格兰场(伦敦警察厅)的调查人员认为,考虑到约翰·斯威尼在迪莉娅案中的残暴性格和所作所为,几乎能肯定,他就是谋杀保拉的凶手。

  然而警方没有一点关键性的证据,能够直接证明约翰·斯威尼杀人。主持此案调查的总督察霍华德·格罗夫斯(Howard Groves)回忆说,约翰·斯威尼被捕后,对所有指控一律否认,脸上一副得意洋洋的神色,仿佛在说:“有能耐你们就来证明呀!”

  如果警方冒险起诉,一旦约翰·斯威尼在保拉案中被判无罪,那么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(autrefois acquit),约翰·斯威尼就会逍遥法外。

  所以警方决定,先以证据确凿的迪莉娅案起诉约翰·斯威尼,在他服刑期间,继续整理保拉一案的线索,争取在他出狱之前,再以谋杀保拉·菲尔兹提出起诉。

  2001年,约翰·斯威尼因谋杀迪莉娅未遂被判处“终身监禁”,但在英国的法律体系里,他

  只是“初犯”,如果他在监狱里表现良好的话(他这类的罪犯通常都会的),又极有可能会在12、3年后,就因为“改过自新”假释出狱。

  霍华德·格罗夫斯深知,约翰·斯威尼这样的人,是永远不能回归社会的,他一定会再度杀人,但警方此时的调查却陷入了瓶颈,此后整整6年,调查组也没获得关键性的突破。保拉案被暂时搁置。

  这通电话来自荷兰警方,巧合的是,接电话的人正是主持调查保拉案的霍华德·格罗夫斯。

  鹿特丹那具无人认领的女尸,已在档案冷库里尘封了18年(荷兰警方规定,无人认领的无名尸体不允许火化),但随着新的刑侦技术的出现,这具原本没办法判定身份的残尸,却有了重获姓名的可能。

  2008年,荷兰悬案组的一位法医,从这具残尸上提取出了足够的血液,获得了女尸的DNA。警方和全国所有失踪人员家属提供的DNA作比较后,确认这具18年前的女尸,就是失踪的美国模特梅丽莎·霍尔斯特德。

  荷兰警方联系到了梅丽莎美国的亲属,他们告诉警方,最大的嫌疑人是梅丽莎分分合合的英国男友,名叫约翰·斯威尼。

  荷兰警方于是给英国苏格兰场致电,打算委托他们调查一下这位英国男友的情况,听到这一个名字,侦探霍华德·格罗夫斯欣喜若狂,他意识到这一次,幸运女神终于站在了自己这一边。

  在梅丽莎的身份被确认之前,英国警方手上只有两起案子,一件是保拉的遇害案,一件是迪莉娅的谋杀未遂案。但这两件除了“两个受害人有同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友”这一点外,并没有太多细节上的共同点。

  然而如果对比梅丽莎和保拉的遇害案,那么情况就截然不同了。两位女性受害人都30出头、都被分尸后扔进了运河里、头部和手足都被特意砍掉了。

  虽然抛尸地点相距300英里,但两位女性却有同一个名叫约翰·斯威尼的男友,这个男友更是两起案件最大、也是唯一的嫌疑人——

  将所有这些共同点加在一起,就会发现一个极为个性化的作案手法,一个无法辩驳的、足以说服任何陪审团的“相似性”。

  2008年,在和荷兰警方协商之后(荷兰警方将主导权让给了英国警方,对其进行帮助和配合),苏格兰场重启了对保拉遇害案的调查。他们对案件所有相关物证重新进行梳理,很快又有了第二个重大突破。

  之前说过,警方在约翰·斯威尼的公寓里,找到了300多幅“艺术作品”。虽然这些触目惊心的“艺术作品”让警方大感恶心,但他们当时并没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。

  因为警方当时还不知道梅丽莎案的详情,这些作品里也基本上没有关于保拉遇害的内容(约翰·斯威尼“提前”杀害了保拉,之后又很快被捕了,大概还没有来得及“搞创作”),所以这些画作在当时看来不知所云,例如上文提到的《奥地利的浪漫二人周末》,如果不知道梅丽莎和约翰·斯威尼曾在奥地利居住,这幅画就没法看懂。

  又如下面这幅“素描”,明显是在复原对梅丽莎和保拉的肢解手法(但由于这幅画创作于保拉被害之前,所以当时不能用作保拉案的证据)。

  而最重要的一则证据,则出现在这幅名为《单人乐队》(One Man Band)的画作中,这幅画初看起来杂乱无章,但从画面中的自由女神像、美国地图等等元素能够准确的看出,这幅画是约翰·斯威尼和梅丽莎的“爱情故事”,画面中心的金发女子,无疑就是梅丽莎。

  法医们仔细地检查这幅画,发现在梅丽莎的头发后面,画着一块墓碑,上方曾用涂改液涂抹过。法医用紫外线灯照射这块涂改的地方,发现涂改液下面隐藏着这样的文字:

  虽然无法确定具体的作画时间,但这幅画毫无疑问创作于2001年(约翰·斯威尼被捕)之前,

  而直到2008年,梅丽莎的尸体才被确认了身份——所以除非凶手本人,否则又有谁会在此之前,就知晓了梅丽莎已死的事实呢?

  讽刺的是,约翰·斯威尼应该也意识到,这几行字有几率会成为他被定罪的证据,所以用涂改液将它们遮盖起来,但自负又自恋的他,却无论如何不愿毁掉自己的“杰作”,而这些“杰作”,最终恰恰成了给他定罪最主要的证据。

  2011年4月5日,约翰·斯威尼因谋杀梅丽莎和保拉被判处终身监禁,法官桑德斯(Justice Saunders)特别强调,这次的终身监禁,一定要是实实在在的“终身”,约翰·斯威尼至死不允许被假释。

  约翰·斯威尼被判刑后,警方的调查工作却没结束,通过整理约翰·斯威尼的“艺术作品”,他们又发现了至少5名疑似受害者,包括之前他对迪莉娅说起的两名和梅丽莎在一起的德国男子,以及其他三名出现在画作上的女性。

  这三名女性都只有名字,其中两位是拉丁裔,分别是名叫伊拉妮(Irani )的巴西人和名叫玛利亚的哥伦比亚女性,这两个人似乎都是在约翰·斯威尼在6年逃亡期间结识的,其他的还有一位名叫苏(Sue)的英国女性,大约在1979-1980年间失踪。

  虽然警方向社会公布了三位女性的名字和相关信息,然而,直至今日,仍然没有确定她们的身份,也未曾发现任何一具尸体。

  梅丽莎和保拉剩余部分的尸身,至今也仍没有被找回,约翰·斯威尼对此缄口不言,这大概是他占有她们的终极方式。

  迪莉娅如今仍然生活在英国,无论是身体和精神上,都依旧伤痕累累。现在她经常去旅行,一方面逃离英国湿冷的冬天,会让她胸部和背部的伤口不那么疼痛,另一方面在温暖的异国,那些困扰她的梦魇,也会暂时地消失片刻。

  对这些从未找到的残尸的去处,迪莉娅有她自己的猜测。她记得和约翰·斯威尼一起去德国旅行时,约翰·斯威尼曾告诉她,自己曾将一只宠物狼蛛,砌在建筑施工工地的一堵砖墙里。

  “所以也许在欧洲的某个地方,在某一栋1990年代建造的建筑物的墙壁里,埋葬着梅丽莎的头颅或者手部,除了约翰·斯威尼之外,没人知道它在哪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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